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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段时间应该说：农民高兴，因为增产增收；城里人高兴，因为各种农副产品丰富起来了；政府也高兴，因为解决了吃饭问题。我们一直到改革开放后，才真正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。当时，中国社会真是充满了乐观，充满了志气，充满了信心。第五章：指点江山的年代高渊：回来后为何没回北大，而是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？

为更加有效地应对老龄化挑战，迟福林认为，中国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养老问题，在扩大养老服务中释放增长潜力，既需要实行具有超前的、能够延缓和减轻老龄化冲击的产业、就业、人口等政策调整，更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推进相关制度的重大变革。在产业就业方面，需要进一步加快以养老服务为重点的服务业市场开放，包括进一步打破养老服务相关的市场壁垒，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，在养老和医疗领域尽快引入国际先进标准，同时以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为重点切实解决养老服务资金短缺问题。

第八章：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高渊：最近这几年，你的新结构经济学越来越引人关注。2015年，经你倡导，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。两年后，中心升格为研究院，你由主任转任院长。这套理论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？林毅夫：那是2009年，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议的报告中，我首次将多年研究发展和转型的心得做了介绍，并将这个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。

所以对于20年翻两番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一个“取法乎上”的政治目标，提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给大家鼓劲，努力往那个方向奋斗。有一次，我向当时从纽约大学到北大来访问的伯纳特教授请教，中国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？他也认为是不可能的。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这个目标，我相信多数人认为不可能达到。但现在看，我们年均增长率不是7.2%，而是9.4%，不是持续发展20年，而是40年。9.4%和7.2%只相差2.2个百分点，但是如果按7.2%发展40年，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6倍，以9.4%发展的结果是1978年的36倍，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预想到的。

高渊：这轮下行压力中，民营企业是否承受的压力更大？有没有出现“国进民退”？林毅夫：2018年民营企业确实倒闭得比较多，承受了较大压力。不过，这并不是因为政策发生了变化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“去产能、去杠杆”导致的。我们要看到，过剩产能集中在上游产业，国企也集中在上游，减少产能后，去年上游国企利润普遍很好。但下游企业很多是民营企业，它们的成本压力就大了。接着“去杠杆”，银行贷款收缩，民企以中小企业为主，本来贷款就不容易，这下贷款就更难了，再加上它们的成本提高以及环保压力，小型民企承受了近年来最大的压力。

根据美国政府数据，从墨西哥进口至美国的商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汽车及零部件，2018年相关进口总额达933亿美元，其次依序为电子机械、核反应堆、矿物及石油、以及光学器材。“虽然我们必须先观察美国是否会真的实施这些关税计划，但这正打击投资人信心，”首尔现代汽车证券的分析师Chang Moon-su表示。